臺灣書店發展簡史
臺灣地區書籍刊刻與販賣的歷史悠久,與教育推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因此, 起源可追朔約莫於西元1661年明末沈光文來台,推廣文教伊始,書籍出版有了顯著地成長。 古時和人販賣書籍之處稱為「書肆」,亦有攤販型的賣書人稱為「書刻」。早年書籍被視為珍稀物資 ,因此,除了販售新書外也有提供收購交換舊書的商人。
「書局」一詞起源很早,中國古代及有官定刊書刻書之處, 即稱「書局」。宋朝以降,刻版印刷興盛,文教流通發達,以致許多私人刊書業者也自稱書局。 未如現今出版業與銷售分工精細,大多數的書局除刻書刊書外亦有販賣書籍的業務。到了日治時期, 臺灣地區書店業有了較具現代規模的演進。直到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下轄,原總局在大陸地區地書店跨海至臺灣設立分店分局, 除販售漢文書籍外亦有許多進口原文書供民眾購買。當時出版業的另外一股勢力,就是舊書的買賣, 其中大宗書籍即是原日人經營的書店遺留下的日文書。這些種種因素,交織、演化成現在我們所熟悉的臺灣書店業。 以下,介紹臺灣自日據時期至西元2000年之後臺灣地區書店發展。
日治時期
top在日治時期,臺灣的書店進口的書大多為日文書也亦有少量的漢文書, 不過漢文書籍必須以不違反大日本帝國政策的前提之下少量進口,大多也只在所謂的「古本店」中販售。 根據文訊雜誌社2007年所編輯《記憶裡的幽香》中記錄1927年的臺灣商工名錄顯示,當時臺灣的零售書店僅有三十餘家, 而且大多都販售文具與雜貨為主。而臺灣人專營的書店根據記載只有六家,非常的稀少。後來光復時期臺灣脫離日本統治, 但因為當時的各項書籍皆為日文,導致臺灣人民漢文閱讀及寫作能力明顯不足;日軍當時急劇遷回, 僅留下少數臺灣人所經營的書店。 臺灣目前研究日治時期的書店和出版業的文獻不多,僅見於1922年嘉義成立的「蘭記書局」足以見證臺灣出版業自 日治到現代歷史過程的文獻紀錄。該書店以出版和經銷中文圖書為主要營業項目,兼有舊書買賣和行銷。「蘭記書店」 在日治時期就曾在《三六九小報》上刊登廣告,並在自己的出版品上附加出版目錄,提供郵購服務等, 有時也會推出折扣優惠或贈書活動,以具現代書店經營模式。在歷經82年的歲月後,因受到閱讀習慣改變、 網路及連鎖書店的衝擊等,在2004年正式歇業,走入歷史。
臺灣光復至西元1970年代
top光復後百廢待舉,國府發現臺灣因受日本統治50年,漢文閱讀能力不足,必須要重新育。原生大陸出版社紛紛來臺設置分局, 並依臺灣需求出版部分圖書。此類書局有「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本土也有一些出版社的創設, 多為教育、童書出版,例如「東方出版社」、「台英雜誌社」即是。 日治時期的書局大多隨日軍前回日本本土,但有部分則由臺人接收後,在原址重新創建,如上述之「東方出版社」即在「新高堂書店」原址設立。 而在臺日籍私人藏書家無法帶走大量珍藏書籍,因此多數人就忍痛將書籍割愛,或是贈與圖書館、臺籍藏書家,或是賤賣給舊書店, 成為日後牯嶺街舊書攤的豐富書源。 1949年冬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原生大陸的出版業多轉型成國際出版事業體,以商務印書館為例,雖然重新登記為「臺灣商務印書館」, 而其實股東分散在中國、臺灣、香港(當時為英國殖民地)、新加坡,並在1993年成立「商務國際有限公司」。 雖然各地商務是獨立經營出版、經銷,但也都有進出口的關係。當時臺灣因戒嚴而禁止由大陸進口書籍, 有不少是透過香港等第三地轉口流入或偷渡走私。 國府遷臺後十年,社會逐漸穩定發展,教育文化事業蓬勃發展,而且本土寫作量大增,反共文學、鄉土文學興起, 產生一定程度的思潮革命。1981年,根據行政院新聞局的統計,全臺共有2123家出版社(地下書店與停止營業者不計於內)。 此時期各大出版社紛紛推出翻譯書、經典古籍、文庫本等讀物,或是重新編印之前自家出版社的書(此舉以原生大陸出版社為主)。 日治時期在重慶南路設立「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印製中小學的教科書,吸引一些書店、出版業者聚集成為一個文化出版事業的聚落。 光復後,市場可見的出版社亦多沿著重慶南路開展事業,出版兼賣書,形成「書店街」這特殊的人文景觀。隨著時代的演進, 在21世紀初即已步入歷史,逐漸凋零。 臺大、師大、政大等周邊也形成「主題書店」圈,多以學術書籍為主,為臺'灣引進各方思潮,成為小眾出版、 地下出版社的通路之一(即本研究計畫討論主題)。這些主題書店有其主要目標讀者群和特色,自成一格,例如「唐山書店」。 另外還有以外文書的為主要商品類型的書店,以「敦煌」、「書林」等。當時大陸的簡體書多半以第三地轉寄的方式來臺。 至1993年政府開始對學術書籍鬆綁,1994年正式准許專業書籍「合法」進口,才開始有「簡體書書店」的發展, 例如在臺大師大商圈的「秋水堂」等就是專營簡體書的書店。
1970年代至1990年代
top1981年6月,《遠流》、《爾雅》、《戶外生活》、《遠景》等7位來自各大出版社的發行人、總編齊聚一堂, 針對當時出版市場進興一場「知識之道」的座談。大膽預測「大型書店將在兩年後出現」、「開一家類似百貨公司一樣大的書店」, 同時,主張出版業應當引進科學化、企業化的管理模式,產、銷流程應分工、專業化。如此,出版品質才能提高。 另外,也提出書店應有「都市化」和「社區化」兩種經營模式,滿足不同讀者群的需求。座談中提及國內應鼓勵本土寫作, 不應放任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充斥圖書市場,使臺灣淪為外國文化的殖民地。 似乎是應驗了那場預言閱讀文化革新的座談,1983年第一家結合圖書、服飾、文具的「金石堂文化廣場」在臺北市在汀洲路創立, 同時以「連鎖」的經營模式,利用壓低進貨成本與公開銷售手法,加之以全新寬廣的閱讀空間,搭配會員制折扣、 促銷、主題書展,成為大型連鎖書的的先驅典範。之後,以出版起家的「新學友」與英文教育事業立足市場的「何嘉仁」崛起分瓜市場。 「新學友」於1960年設立門市,以教育出版事業為主。1982年設立敦化分店為臺灣第一家結合書香與咖啡的「複合式書店」, 把文化氣息融入閱讀,實為創舉。 至於書店的「社區化」,該座談中所提及的比較類似於地方上的小型書店,和社區民眾有緊密關係,並提供訂單服務。 但觀察目前臺灣社會地區閱讀與購書習慣,社區化書店發展出現了特殊的演進:「便利商店」的興起與密集分布。 這使書報雜誌多了銷售通路。便利商店依其所在位置進行社區化、專屬化服務,提供種類未必豐富,但卻熱門適切的出版物。 「便利」使得便利商店成為「網路書店」物流的一環,民眾可以在線上購書,再到住家鄰近便利商店取貨。 也算是「社區化」書店經營的另一種呈現方式。
1990年代至今
top1989年3月,是新世代臺灣書店革新的轉捩點─誠品書店的崛起。誠品董座吳清友原與雄獅藝術廖美立, 原想將仁愛路國泰大樓租下地下室空間作藝術品展場規劃與藝術書店,後來又將一樓與二樓空間一併租下,一樓餐廳, 二樓書店的範圍擴大營業,書種大增,除藝術之外,還有各種人文新思潮及外文書,刻意放置在明顯位置, 打開了臺灣文化界和學子的視野,也在在的影響臺灣人閱讀的方式與態度,尤其採取了「24小時」營業模式, 使臺灣閱讀文化建構出綿長不絕的營業模式。 而誠品不滿足於現況,陸續引進了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各精品甚至服飾、餐飲、生活家私、音樂、影片、文具等, 打造一個豐富多元的文化場域,滿足了一個知識爆炸而思想飢渴年代的臺灣。 誠品也因此於2000年正式與金石堂書局並駕齊驅,爾後的日子,也在不斷多角化經營, 把閱讀融入生活與文化的態勢下,超越諸多以經營超過30年以上的連鎖書店,在金石堂、 新學友等書店因時代衝擊而逐步退出市場時,誠品書局則以穩健的經營型態, 不計成本地打造精緻閱讀的環境與提供優質產品,亦進軍海外,成為臺灣精品文化的代表。 另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創立於1995年的「博客來」網路書店。它也是華人社會與臺灣的第一家網路書店, 提倡在7-11便利商店到店取貨的服務,在網路世代中獲得最多消費者的青睞。統一企業在2001年取得博客來50.025%的股份, 大大增加了網路購書的廣告曝光率與購書使用率,並年年獲利成長,成為臺灣地區網路購書的霸主, 雖然傳統連鎖書店如金石堂等皆有設立網路購書平台,但卻遠不及博客來的影響力。
結語
top進入21世紀的臺灣,展現了兼容並蓄的多元社會包容力與發展,文化事業亦因如此更加蓬勃發展。 出版與書店亦拜網路所賜,進步者有之,而不敵網路時代潮流者有之。在新世代當中, 書店的多樣功能性已是不可避免的發生,而「書店的定義」也就與其他產業結合、取代、 重整後使得產業邊界模糊了起來。這樣的變動是寧靜也是劇烈的,對於產業發展也因為閱讀習慣、消費水平、 網路應用等諸多元素的刺激有了全新的發展方向與活水。但,無論時代如何的進步, 「出版社」與「書店」的最終型態為何,書籍與文化的環境永遠是為了表現人類心靈智慧最終的表現媒介, 它是個有生命有靈魂的有機體,無論如何變動,它將永遠深植在我們的基因中, 無時無刻的滿足了我們對「知」的慾望。
參考資料(依出版時間排序,專書前,論文後)
top- 游淑靜等,《出版社傳奇》(臺北市:爾雅出版社,1981年)。
- 應鳳凰、鐘麗慧,《書香社會》(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年)。
- 韓維君等,《臺灣書店風情》(臺北市:揚智文化,2000年)。
- 陸妍君,《臺灣書店地圖》(臺中市:晨星出版社,2004年)。
- 李志銘,《半世紀舊書回味1945-2005: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臺北市:群學出版社,2005年)。
- 《 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市:文訊雜誌社,2007年)
- 王學哲、方鵬程,《勇往向前:商務印書館百年經營史(1897-2007)》(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年)。
-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7年)。
- 丘炯友,〈臺灣出版簡史〉,收錄於《文訊雜誌》(臺北市:文訊雜誌社,1995年8月),頁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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